【社论】国民之争，可以休矣

作者：陈武亮

自9月上旬，一篇题为“私营经济应该离场”的文章面世以来，一系列有关“国企”“民企”的争论充斥着舆论空间。而一些不怕事大者，更发出了“国进民退”“民企遭遇歧视”的鼓噪。为平息舆论，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甚至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出面发言，表明“重视、平等对待非公有制企业的态度不变”。

毫无疑问，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极为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用一组数字说明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显然，当前和以后的中国，没有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要实现执政党的两个“百年目标”，要实现民族复兴，绝无可能。但尽管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现实中仍然遭遇各种“玻璃门”和“不公平对待”，特别在融资、信贷、土地、资源的获得上，十分困难。

不可否认，以上藩篱必须尽快拆除，让国企与民企真正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技，这样才能保证民营企业在国内的良好发展。这也是央行行长易纲和国资委主任副秘书长彭华岗近期屡次提到的“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资源分配上应对国企、民企尽可能采取“中性”和“中立”原则，一视同仁，概不偏私。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除少数龙头企业外，大部分企业仍处于粗放而低级的发展状态。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和竞争加剧，这些民营企业势必遭遇种种困难，一些企业必将因为适应不了时代的发展而最终被淘汰。

整体而言，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技术和资金实力上与国企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劣势，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竞争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无论西方如何指责，以及国内带路党如何“贬低”，中国国有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已让西方很多国家感觉到“压力沉重”，这也是西方近年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抵制、打压和攻讦的重要原因。

西方政府、学者以及国内不少西方信众都认为，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要求国有企业逐渐退出，甚至全面“私有化”。诚然，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的确比国有企业“高效”，但不少企业的“高效”是通过“血汗工厂”来实现的，而非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商业模式上的真正高效。实际上，国有企业除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承担着各种国家战略与社会责任，为了实现这些战略和责任，不得不做一些“赔本”和“低利”的活动，如核心技术突破及国家大型基础建设等，难免“低效”。这些“低效”的工作必须得做，它是一国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土壤和最原初的动力，西方国家近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土壤和动力培植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无论西方如何鼓噪，国有企业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为重要。西方近200年的历史也证明，当国有企业完全退出或衰弱无力时，该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大受影响。英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国家核电企业的技术睥睨全球，随着撒切尔等人的私有化，该企业已不复存在，如今英国人造核电站还得仰中国人、法国人的鼻息。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历来是一个国有与民营经济混合发展的共生体，国企民企共生乃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就是国家经济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当前和未来要改善的是，优化竞争环境，打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通道，使两者能够真正实现共生、共融和共荣，而国企、民企真正要争的是效益、技术和创新。